1997年，五星红旗在香港的天空上冉冉升起，这一历史性的瞬间激动了全世界的华人。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一时刻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荣耀与骄傲。许多人认为，香港的回归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的成功实践，标志着中国治国理政的智慧和远见。
毛泽东在面对三名记者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信，他说道：“我们并不急于收回香港，中国的土地辽阔，其他地方还需要精心治理，香港这样的地方有何急迫呢？香港的事情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当时，毛泽东就已经为香港问题定下了基调：通过协商解决。1949年12月，解放军进驻广州的同时，15兵团也到达了香港北部。尽管当时驻港的英国军队仅有1万人，解放军的兵力对比之下简直微不足道，然而解放军却在深圳河畔按兵不动，丝毫没有进攻香港的意图。
港英政府和英国本土当时十分紧张，因为他们深知解放军的强大实力。在长江水域，英国紫石英号曾试图显摆其海上威力，认为中国解放军不敢轻举妄动，却被毛泽东一声令下，令这支英军皇家海军尝到了惨痛的教训。如今，解放军已经站在了香港附近，随时可以发动进攻。
然而，港英政府很快就收到了来自中国党内的一个安抚信号：我方通过秘密途径向时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传递了三个重要承诺：第一，香港不会成为反华的军事基地；第二，香港不会破坏新中国的威信；第三，要保护在香港的中国外交人员。葛量洪为此感到欣喜若狂，英国政府更是激动不已，没想到毛泽东会表现得如此宽宏大量。
然而，毛泽东并非因为宽容大度，而是因为他深知百年前的屈辱，并且考虑到这一决策对中国利益的长远意义。实际上，早在1949年春，解放军还未逼近香港时，毛泽东就已在与苏联代表米高扬的会谈中表达过对香港的政策。他提到，中国的大陆部分已经没有问题，但海岛问题仍需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在没有解决海岛问题之前，他并不急于解决香港问题。同时，他认为保留香港对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国际关系大有裨益。
毛泽东虽然简要向米高扬解释了为何不急于收回香港，但事实上，他的考虑更加深远。他早已预见到，新中国成立后将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与抵制，尤其是美国。然而，毛泽东也意识到，西方国家并非铁板一块，虽然美国对新中国怀有敌意，英国则在香港问题上有所顾虑，因此，如果将香港收回，英国和美国就会无所顾忌地联合起来打压中国。因此，毛泽东巧妙地利用英国的顾虑来分化西方阵营。
展开全文
此外，毛泽东还看到了新中国在外交上的困难，西方国家很可能会集体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但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英国或许会选择率先承认新中国，以此换取香港的保留。这一战略在1950年1月1日得到了验证。就在解放军接近香港的第三天，《香港华侨报》便在头版头条披露了这一消息，表明中共已承诺确保香港的安全，作为交换，英国将在国际社会中率先承认新中国。果然，在该报道发布的一个月后，英国成为了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
当时，许多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对此表示不解，他们认为，中共竟然允许英国继续控制香港，简直是表现出软弱与妥协。对此，毛泽东并没有多做回应。然而，在1963年与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会谈时，毛泽东明确表态，“我们收回香港在军事上并没有难度，但保留香港，意味着保留了我们与世界的贸易通道。”而且，香港的租期尚有三十多年，到时再收回也不迟。
后来事态发展证明，毛泽东的决策是多么的高瞻远瞩。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但香港却成为了中国获取关键资源的桥梁，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香港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与此同时，香港本身也受益于与大陆的稳定关系。中国为香港提供了充足的淡水、必需品以及一些重要的工业原料，这些大大促进了香港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我们提供的水源，成了香港稳定发展的关键，东江水源源不断流入香港，解决了该地区的用水难题。
最终，香港依托祖国的支持，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从大陆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974年，毛泽东与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会谈最后，毛泽东提到：“我们还有香港问题尚未谈到，但现在不妨先搁置。”他指着邓小平说：“香港问题交给他们去处理吧。”1982年，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达成了香港回归协议。最终，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大的领导人都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